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数据显示，2008年三季度末NDF从6.85掉头降至年末的7.38，人民币贬值预期高达5300个基点，且这种贬值预期持续到2009年二季度才结束。

没有这些改革，要长期保持宏观稳定是不可能的。这确保了中国经济的宏观平稳和国民财富的快速积累。

除了需要顶层设计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首先为执行这些改革营造出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因为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进行结构改革的。在此之上，政府的经济政策(包括应对1992-199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也基本上没有大的偏误。上世纪80年代实行了地方对中央的财政包干制。为此，我做了精心的前期准备。表面上看，通货膨胀的产生是因为中央财政总是可以或者容易地从银行透支来弥补收支的缺口，而且在1993年之前，这已是惯例。

后华盛顿共识的逻辑是，宏观稳定化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前提。所以，你能从《实录》中发现，1993年之后，中国真正开始了针对银行和金融部门、公共财政体制、国有企业以及社会保障为代表的所谓结构性改革。当两国最终兵戎相见时，伦敦已经在拿破仑战争后取代了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拥有着活跃的股票市场。

首先，虽然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发明了国债，但国债的发放经常还是根据贫富强行摊派。这种合作形式有两种：一种叫societas maris：海运商人出三分之一的资金，投资者出三分之二，事成后大家均分利润。尼德兰仅仅是这个帝国北部的低地国家北端的弹丸之地，是几个省构成的松散联盟，人口不过一百五十万，在军事、人力、资源、财力等方面，都不可能成为哈布斯堡的对手。三是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金融人力资源体系。

中世纪以来的大国兴衰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基本都是被这种金融的潮涨潮落所决定。要知道，尼德兰对哈布斯堡的独立战争打了八十年，旷日持久不说，还有其他列强卷入，耗资甚巨。

因为债主多是市民，具有影响政府的力量。鸦片是英国用来平衡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发明的出口产品。这样，商人每出一次海就要募一次资，资本供应很不稳定，很难进行一两次航行以上的长远规划。现代金融市场起源于西方。

荷兰省议会决定的财政拨款，也必须经过各城市代表参加的投票表决。他这一庞大的冒险，靠的就是在阿姆斯特丹金融界的秘密借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 到2020年，要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再有，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成立

国家的正式税率不高，老百姓却为税负痛苦，这种诡谲的历史现象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税负不均是一个原因。国家公布的正式税率，不等于老百姓的实际负担。

中国老百姓感受到的税负痛苦，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在中国也深有体会。比如明代，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的自序中就说道：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

而穷人的税负能力有限，甚至极低，这是他们深为税负痛苦的重要原因。食盐是生活必需品，不能不食用，政府搞食盐专卖，想提价就提价，由此造成的民间负担，实际上是另一种税负。比如在清末，四川合江县食盐售价是每斤60多文钱，里面税费占了将近一半，但税费中正税只有每斤不到1文钱，其余都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加派的，包括什么厂厘、黔厘、渝厘、滇厘、三次加价、滇省团费、黔厘加价、防边经费、局费、添练新军、抵药加厘等等，总计达到每斤26文。从明清时代的史实看，暗税通常达到正税的二倍甚至以上。（《新京报》2011－10－22） 进入专题： 税负 。官僚免税，富人逃税，穷人没有免税，也无法逃税，甚至还被转嫁税负。

即便正式税率不高是事实，也不等于税负痛苦的事实不存在。英国人认为中国的关税并不特别重，但是那些经久不变的露骨的勒索，就成了激起愤懑的许多芒刺，把他们像被蚂蚁螫住一样地刺痛了，他们从来没有消除过这些数不清的和无尽无休的勒索所造成的愤怒。

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1％—5％之间。这就是说，国家正式规定的漕粮数额是400万石，而民间则为之付出了1400万石，这多出的1000万石就是暗税。

隐性税负的另一种表现，是政府把负担转嫁到某些商品之上。税重民穷，是明代人的普遍感受。

顺治、康熙时代的官员陆世仪议论说：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隐性税负。除了苏州20%的高税率有其特殊原因之外，其他地方通常都在10%以下，有的地方甚至只有1%，按理是不应让人痛苦的。税收只有取之有度，用之有方，老百姓的税负痛苦才能解除。

但是，明代的税率却并不算高，按照黄仁宇的概括：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让他们痛苦的勒索，就是税外之税。

明清两代，八个省份向北京输运漕粮。明清时代的商业税率不高，通常是二十税一或三十税一。

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清代的国家财政支出，绝大多数用于养军队、养官吏，仅有极少的部分用于治理黄淮、赈灾等，可以算是民生支出。

假设国家的正式税率是5%，那么民间的实际负担则达17.5%，5%的税率不算高，17.5%的税率肯定让人深感痛苦。中国古代主流的财税思想，是轻徭薄赋，这既是儒家思想中君主要仁义爱民的要求，也是王朝建立初期获取民众支持的策略需要，实际上更是传统农业经济下老百姓税负能力有限的客观要求。隐性税负还有很多表现，比如国家财政中极少用于民生，老百姓纳了税，但一旦涉及民生就得自己掏钱，等于是再纳一次税。暗税是官吏在征税时自行加征的税收。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国家的正式税率不高，但老百姓为税负而痛苦。税重导致民穷，当时的人为税负感觉痛苦，这是研究者根据史料得到的普遍印象。

因此，从各方面来看，都不可能实行重税，国家正式税率一般定得不高，10%的什一之税一直被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农业税率。为了解除痛苦，英国人闹过很多次，包括乾隆二十四年（1759）东印度公司策划的京控——洪仁辉事件，以及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使团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交涉中均有要求解除其痛苦的内容，但都没有效果，直到鸦片战争结束，通过《南京条约》第十条，才算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税收只有取之有度，用之有方，老百姓的税负痛苦才能解除。（《新京报》2011－10－22） 进入专题： 税负 。